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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子野的文学观
摘要：梁代中期指的是从天监十二年到中大通三年，其间十又八年，其间涌现的作者众多，创作颇丰，可称“晋宋以来所未之有也”。本文试对梁代中期文坛代表人物裴子野的文学观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以裴子野的文学观为核心的梁代中期文学复古风潮的内涵所在。
关键词：梁代中期 《雕虫论》 裴子野 文学观
梁代中期，随着永明作家的相继谢世，永明遗风渐息，文学复古风潮取而代之成为梁代文坛的主导性文学风潮。
作为梁代中期文学复古风潮的中坚力量，裴子野获得了当时许多文学家的共鸣，以他为中心，形成了被称为“古体派”的文学集团，给予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以巨大的影响。裴子野的文学思想，基本上已经集中概括在他的《雕虫论》一文中，《雕虫论》中所反映的文学观正是梁代中期文学复古风潮的理论精髓。
《雕虫论》是一篇文学专论，它对先秦至齐梁时期的文学进行了一番概括评价，其中系统地反映了裴子野偏于复古的儒家文学观念。该文分别对《诗经》，楚辞和汉赋，汉代至刘宋时期五言诗，以及齐梁文学进行了评价，褒贬之间足见裴子野本人所持的文学观。首先是对《诗经》的评价，《雕虫论》开篇写道：
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
推崇《诗经》为诗歌最好的典范，认为诗歌之根本乃在于“ 劝美惩恶” 和为王政教化服务，十分看重诗歌的现实意义。裴子野对《诗经》的这一论断显然继承了传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念，即“诗教化说”。
裴子野对诗歌后来由于楚辞开了片面追求强烈的抒情与华美的辞采之风,且此风越演越烈，发展到最后变成“随声逐影之俦, 弃指归而无执“的局面深感痛心。他认为这种演变是舍本逐末, 只重视诗歌的外在形式，而不重视诗歌的实质内容，“思存枝叶”，却丢弃了诗歌本乎教化的原则，违背了儒家以政教伦理为核心内容的文学观。胡大雷在《中古文学集团》中称“裴子野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教意义，于是，历代作品中他只肯定了《诗经》，认为‘后之作者’只是‘思存枝叶’而已，而忽视了作品社会政教意义这样的根本，是‘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这一论断未免过于武断，裴子野的《雕虫论》虽然标榜推崇《诗经》，但却并非“只肯定了《诗经》”，而一概否定后世之作。这一点从《雕虫论》对汉代至刘宋时期五言诗的评价中可以得到印证：
其五言为家, 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 潘陆固其枝叶。爱及江左, 称彼颜谢, 哉绣辈悦, 无取庙堂。
裴子野在此列举了西汉的苏武、李陵, 建安时期的曹植、刘祯, 西晋的潘岳、陆机, 由东晋入刘宋的颜延之与谢灵运。他对苏李、曹刘、潘陆等人基本上是肯定的, 而对颜谢二人才是否定的。前六人的五言诗创作注重内容的充实，符合传统的儒家诗学观，故能“伟其风力”，“固其枝叶”。五言诗发展到南朝，以颜延之与谢灵运为代表，开始注重声律、辞采，而逐渐失去诗歌自然的本性，故受到尊奉传统儒家文学观的裴子野的批判。这与《雕虫论》上文中对《诗经》与楚辞、汉赋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是一致的。
裴子野以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历代诗歌创作的演变之迹，通过对历史的追溯辨明诗歌发展的正邪。追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当下，裴子野《雕虫论》最主要的部分在于对其所处的齐梁时期的文学的批判：
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於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
这段批评可谓措词尖刻，态度严厉，情绪激愤，可见裴子野对刘宋大明以后的诗风异变的痛心疾首。裴子野从儒家的文学观念出发，对齐梁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批评齐梁文学“摈落六艺”，不重视传统的章句之学,“谓章句为专鲁”，把齐梁文学“ 吟咏情性” 、“以博依为急务”即追求辞藻华美的艺术追求斥为“淫文破典, 斐尔为功”，接着又用儒家诗教中“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原则, 批评齐梁文学“无被于管弦, 非止乎礼义”。文章最后，借用儒家前贤，指斥齐梁文学“非兴国（之音）”，而有“乱代之徵”，这与《毛诗序》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即诗歌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着政治的动荡或是安泰。
在裴子野看来，齐梁之际的诗文中，情感因素与华美辞藻过分发展，这不仅会使文学失去反映四方风气和君子志向的根本而流于浮浅，导致“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诗文最根本的社会教化功能也会因此遭受损害。这对整个社会稳定和谐非常不利，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恐怕将会导致乱世或亡国的恶果。由此可见，裴子野所遵循的评判准则依然是以政教伦理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学观。
《雕虫论》中所反映出来的裴子野的复古文学理论，林田慎之助先生认为“这是在六朝文学的唯情主义流行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全面否定讲究优雅华丽的修辞学的思想体系”，它“完全抓住了当时文学的极大的虚弱性”，因此在当时获得了很大一批崇尚传统经学的文学家的支持和推尚，在梁代文坛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文学复古风潮。
参考文献：
[1] [唐]姚思廉撰:《梁书》,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2] [唐]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 1975
[3] 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 曹道衡著：《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胡大雷著：《中古文学集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