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引言
龙舟竞渡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成为民俗体育中的杰出代表，并且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赛龙舟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龙舟大赛。从新近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已有成果将龙舟竞渡按开展年代和竞技规则划分为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热点仍指向传统龙舟的源起和社会文化价值。本研究认为，只有在厘清龙舟竞渡流变历程的基础上，才能洞悉其流传千年的文化基因，明晰传统民俗活动发生流变的深层动因和现存价值。
1 研究目的
厘清龙舟竞渡发展历史阶段，对每个历史阶段从龙舟构造、赛前仪式、比赛形式和结果认定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在明晰流变历程的基础上揭示龙舟竞渡流变的必然规律。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其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的一些内部保存资料和音像资料，在掌握资料的基础进行二次文献分析。
2.2 专家访谈法
对国家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有关官员、国际龙狮协会、龙舟协会的专家以及国际级、国家级舞龙、龙舟竞赛裁判员、各队教练员等数十人进行个别访谈。
2.3 逻辑分析法
根据 CNKI（全文数据库）检索的结果，1995 年——2007 年，有关传统民俗体育的文献共有258 篇。在进行二次检索的基础上，对其中的观点及研究指向进行了对比、归纳、分类和综合。在生活世界的理论视角下从民俗体育的生存发展空间的变迁来揭示其现代发展的原因和机制。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龙舟竞渡也称“赛龙船”、“划龙舟”，是中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活动，大都在我国端午节期间举行。龙舟运动是一项集众多划手依靠单片桨叶的划桨作为推进方式，运用肌肉力量向船后划水，推动舟船前进的运动。
从龙舟竞渡到龙舟运动，虽然所指同一事项，但是所指事项的各层面意义却发生了改变。
龙舟竞渡作为典型的民俗体育项目，在社会变迁中经历了起伏兴衰，从产生之初到近千年的定型，以及在社会转型加速阶段所实现的现代发展，组成了龙舟竞渡的流变历程，基于此，将其流变历程从纵向的时间段上划分为4 个阶段。并从龙舟竞渡本身的活动要素和内容上进行历时态的前后对照，以此来解析龙舟竞渡的流变。
3.1 自在自发期（1949 年以前）
3.1.1 龙舟构造
龙舟的建造与普通船只建造相似，多用杉木，取其轻便，也有用樟木和其他木料建造，取其防虫防腐之功能。一些地方选择建造龙舟的木料还有特殊的习俗，如湖南汨罗县造船的木料特别是龙骨木，要去偷不能买，因为贼的手脚麻利跑的快，用偷来的木料做龙舟也能够跑的快。龙舟一般要求轻划、易划，形态都比较狭长，并由3 部分组成，船体、龙头龙尾和锣鼓之类的装饰。船体呈梭形，两头窄中间宽，船体宽度一般在1m－1.2m 之间，而长度浮动较大，长度可长达30 多m，短的约10m，船体长度与人数成正比。龙舟的龙骨必须是由精心挑选的直杉木做成，龙骨制作工艺的高低将会影响划手的方向控制程度。
龙头大多用整木雕成，无论是专职龙舟还是业余龙舟，都是竞渡前才将龙头安置上去，尽管龙头是龙舟区别于其他船只的主要标志，但是各地风俗不一，因此龙头构造的大小形制也不尽相同，亦已成为各地民俗风情的表征。龙尾也由整木雕成，以求灵气十足，并且刻满鳞甲。除了龙头龙尾之外，锣鼓、旗帜和船身的绘画等装饰，在不同地方的龙舟上，其差异也表现得较为突出。有的装饰非常隆重，如顺德鸡公头龙舟，置有神楼、大鼓、铜锣、龙头旗、龙尾旗、帅旗、罗伞等装饰；而有的装饰相对简单，如湖南汨罗龙舟；有的地方除龙头龙尾和锣鼓外，基本没装饰，如江西高安龙舟等。传统龙舟的制作过程还有许多禁忌，如忌讳孕妇在制作现场、女子跨过龙舟、血滴在龙舟上等等。对“翻”、“慢（漫）”的字眼非常忌讳。禁忌是民间为了择吉避凶，禁止同“神圣”或“不洁”的事物相接近，是对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怖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性措施。虽然有些禁忌在现代科学看来毫无根据可言，但是在人们择吉避凶的心理主导下，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遵循。这些带着原始信仰和迷信色彩的禁忌习俗也成为规范龙舟制作过程的民俗体现。
3.1.2 赛前仪式
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具有强化秩序和整合社会的功能。自在自发期的龙舟竞渡拥有一套严密而完整的竞渡仪式。仪式以祭礼为主体，龙舟竞渡的神性被彰显，无论祭拜的是完全虚构意义上的神，还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都是祭礼中的信仰依托所在。人们通过祭礼来祈求安康的心愿，反映的是对生命主体的尊重和敬畏。这一点贯穿了传统龙舟仪式的始终。但各地的竞渡仪式也存在差别。以湖南岳阳为例。屈原投水的汨罗江畔，每年龙舟竞渡前，都要先祭屈子庙，俗称朝庙，即祭祀仪式。在当地人心中，竞渡子弟只有赛前去屈子祠朝拜，才能得到龙神的保佑。除了纪念屈原之外，还有祭拜龙神的。解放前江西一带在龙舟下水前，都要去庙里或河岸旁请道士念经，烧香、烧纸钱，作揖拜神，拜龙头，求龙王保佑划船平安。
3.1.3 比赛形式
传统自在自发期的龙舟竞渡，可以分为龙舟游乡、龙舟集会、自由竞渡和有组织的竞渡等形式。在龙舟游乡中，走亲访友享受节日的欢乐才是主要内容，竞赛是其次；龙舟集会和自由比赛是传统龙舟竞渡最普遍的形式，一般在较大的村镇附近都有适合竞渡的河流湖泊等。自由比赛在有些地方就是两只龙舟比赛，而有些地方则数量多少不论。比赛形式也比较自由随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有组织的龙舟比赛，与现在作为体育活动的比赛不同，它是指按传统习惯加以组织的比赛，对比赛的人员和船只没有专门或严格的规定。各地对比赛的组织程度都处于比较初级的状态，稍微严格的有广东顺德的龙舟比赛，规定了起点、终点、赛道和竞赛方法。
就龙舟划法而言，自在自发期的传统龙舟大多采用坐姿划桨。有地方志记载：“每船以十余人，执短桡，坐而划之。”也有一些地方采用其它姿势划桨，湖南汨罗的龙舟手在比赛时，会采用低头跪姿，奋力划水。贵州清水江畔的苗族是站立划桨，福建西部地区有单腿跪划，虽然有各种划船姿式，但还是以坐姿为主。
3.1.4 结果认定“抢标”、“夺标”是许多地方的传统龙舟比赛成绩论定的标识。“标”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由群众自发筹集或组织者设立。无论是在自在自发期、恢复调整期还是加速发展期，传统龙舟在抢标和夺标上都基本不变。有些地方的龙舟比赛以领先为胜，没有奖品，但是在终点处必然会有观众将一米多长的红布或绿布挂在竹竿上，领先的龙船就可抢到布条。也有组织者设立的“标”，标点在终点的彩船上，竖立标旗，头标为红旗，二标为黄旗，三标为绿旗，标旗上有一串鞭炮。夺得标旗的龙舟是相当荣耀的。龙舟比赛的抢“标”，根本上还是家族或地方荣誉的争夺，有的地方既无奖品，也不抢标，但竞争也比较激烈。
3.2 令行禁止期（1949 年－1976 年）
3.2.1 赛前仪式
传统的竞渡仪式在令行禁止期被作为封建迷信残余遭到了捣毁和破除。在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竞渡仪式连同竞渡活动本身都被中断。
3.2.2 比赛形式
尽管建国初期还有些地方先后对龙舟竞渡进行了适当的组织，但活动基本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到了“文化大革命”，许多地方基本上停止了竞渡活动。以江西龙舟运动为例，在此期间，江西龙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不仅竞渡活动被严加禁止，而且许多地方的龙头、龙尾也被烧掉，龙舟被劈烂，如江西新建县的83 条龙舟无一幸免。当然也在一些地方，少数农民把龙头龙尾藏起来，划着光船躲到偏僻的港河自行竞渡。总体而言，此一阶段的竞渡活动处于低落状态。
3.2.3 结果认定
由于竞渡活动被中断，自然也不存在新的成绩评判和结果认定形式的出现。即使竞渡活动间或出现，其结果认定也与自在自发阶段的认定形式基本相同。
3.3 恢复调整期（1976 年－1984 年）
3.3.1 赛前仪式
竞渡仪式或被重新记忆，或干脆遗忘。在遭受前一阶段的被捣毁和破除的命运之后，此一阶段的竞渡仪式，在内容和形式上，与自在自发期的仪式相比，已经发生了改变。
3.3.2 比赛形式
1976 年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被视为我国竞技龙舟的发端，由此宣告了现代竞技龙舟的诞生。因此从恢复调整期到加速发展期，竞技龙舟的比赛形式就发生了改变。青年妇女已经作为参赛选手出现在龙舟赛事中， “女子不能上龙舟”的旧传统观念遭到摒弃和破除；同时地方宗族械斗的劣习也逐步被清除，竞赛道德和风尚开始确立。
3.3.3 结果认定
与自在自发期相比，此阶段的结果认定方式在域外龙舟运动的积极影响下，开始出现不同。竞渡方法有所改革，有些地方用“计时”的方法取代了传统的“抢标”。
3.4 加速发展期（1984 年至今）
3.4.1 龙舟构造
1984 年出现了应专门比赛要求而建制的现代竞技龙舟。根据中国龙舟协会颁布的《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中对比赛器材的规定，对舟长舟宽以及对舵桨和划桨的长度和宽度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且新型龙舟的制作材料也由传统的杉、樟、桧、柚木发展到了玻璃纤维材料制作。除了材质发生根本改变之外，船体装饰也在更新。装饰上除了龙头龙尾船体龙纹和锣鼓之外再无其他装饰。
3.4.2 赛前仪式
此时的仪式内容已经发生较大的改变，祭祀仪式与文艺表演并存。在社会除旧布新的文化运动中，龙舟赛前的求神祭神仪式发生了变化，有些地方在赛前已经不拜神了，有的即使拜神也只是老年人参加；而供奉龙神的神庙也成为了历史记忆，只有湖南汨罗的朝庙习俗仍在延续。如今的仪式，祭礼与文艺杂技并存，成为节日盛典和狂欢的组成内容。
3.4.3 比赛形式
从 1984 年原国家体委把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以后，其统一竞赛规则也宣告诞生。
竞赛形式分为直道竞速、环绕赛和拉力赛。地方的龙舟节为丰富龙舟赛的节日气氛和民俗文化，对竞赛项目也进行了匠心独具的设置。如2004 年的陕西安康汉江龙舟节把竞赛项目分为竞技型、表演型和趣味型3 类。竞技型包括直道竞速、万米拉力和横渡汉江。表演型项目有群雄闹汉江（抢鸭子、抢彩球）和200m 龙舟接力，趣味型项目包括龙舟对歌和龙舟投球等。将龙舟比赛同旅游观光、城市魅力打造联系起来也是近年龙舟比赛节目多样化的原因之一。
此外，在加速发展期，龙舟划法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往以欢庆节日为主的龙舟赛里，娱乐为重，竞赛次之，所采用的划法以沿袭为主；在现代比赛中，竞赛为主，在沿袭传统划法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运动训练方法，对龙舟选手的选材、训练的结构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3.4.4 结果认定
加速发展期的现代龙舟比赛以同步起航的各龙舟到达终点的先后顺序来判定名次。竞技龙舟均以“计时”为成绩评判标准，传统龙舟仍然存在“抢标”的结果认定方式。
3.5 龙舟竞渡的现代性生成机制
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在相当长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都以一种惊人的韧性保持其“不变”，从传统民俗到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两种形式并存，这不仅仅是活动本身的变更，也代表着一种自在的经验式文化模式向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转变。社会转型对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在转型前，龙舟竞渡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技术层面均可体现为一种自在自发的意识状态和活动方式；活动组织方式也遵从传统习俗的经验主义活动图式；传承心理依赖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天然情感并同时仰仗以家庭、道德为主的自发调控系统。正是在日常生活世界理论范式的审视下，本文对龙舟竞渡流变历程中显现的若干现代性要素的分析于此展开。
3.5.1 传承主体突破血缘和地缘的联结方式转向以地缘和业缘为主
传统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表现为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主的自在的活动方式。这种自在自发的活动图式在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过去依赖传统经济基础而衍生的民风民俗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国文化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族关系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变迁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现代。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就是“宗族”，在龙舟比赛中，通常同一乡队或同一村队的龙舟队员都来自相同宗族。“宗族在乡村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举足轻重，在社会和文化功能上更是占据主导地位，最能体现宗族发展特征的就是祭祀活动和公共事务中的组织权利运作。”从龙舟比赛的发起、组织和动员来看，均是由血缘划分的宗族代表及成员或是以地域划分的自然乡、村的代表及成员来参与。但是在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宗族形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具体体现为宗族人口的削弱，宗族财产的减损和族权的丧失。以宗族为原型的士绅的地位和势力的变迁也是社会变迁中既定事实的一部分。
在以血缘为联系的宗族形态瓦解的同时，以地缘为纽带的日常交往也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突破了传统封闭的交往阈限，人们以往靠地缘或血缘的自在交往模式出现了断裂，以自由、平等、理性、契约、开放为特征的非日常交往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龙舟竞渡传承主体的变迁于是产生。就传统龙舟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而言，以地域和血缘为联系的自在交往方式仍然占据一定的分量，农民队伍是龙舟竞渡传承的重要力量，而现代竞技龙舟的参与主体包括农民队伍、大学生队伍、职工队伍等。参与主体中的农民尽管还在一度程度上依附于土地但是已经在消解了封建等级制和血缘宗法关系对人身发展的束缚之后，已经不再是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自由和空间也在扩大。而其他参与主体如职工和大学生等新型主体也是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在新型主体身上理性、契约、自由、平等和自觉开放的活动图式体现得更为明显。
3.5.2 传承方式从自在自发地身口相传逐步走向多元化发展道路
由于民俗藉助传承人的习得而承传，因此它在古代与现代、前辈与后辈间的形态不可能始终如一、分毫不差。传承人作为创造、传承、享用民俗事象、物象、意象的主体，总是在其实际生活的时空背景下，对作为客体（对象）的民俗传统做出能动的判别与应用。新时期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突破了传统日常生活世界阈限的民俗体育传承主体已经不再满足于重复性日常思维中所关心的“是什么”以及重复性活动中所践行的“怎么样”，而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的引导下开始超越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活动方式，逐步培养其非日常活动主体的主体精神和创造性。而实践主体的创造性则突出表现为龙舟竞渡的技术传承方式的变迁。
龙舟竞渡作为一项身体活动，属于活人传承的身体技艺，像流传下来的龙舟划桨技术，就是依靠辈际之间的身口相传。在以往，长辈把民俗转化成语言或生活中的行为告诉晚辈——这是我们固有的对于民俗传承方式的想象。但是，伴随着工业文明所能提供的各种传媒工具进入越来越多的都市家庭后，这一传统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甚至被颠倒过来。后辈对于知识和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并不一定需要靠代际之间的身口相传，就龙舟竞渡而言，无论是龙舟的制作技术还是划桨技术，都已经不再是秘而不宣、身口相传的事情。新型制作材料的出现使得祖传龙舟技术失去了秘而不宣的原动力，国外龙舟技术的飞速提高和我国龙舟技术水平在龙舟锦标赛上技术优势的逐渐丧失也使得原本身口相传的划桨技术面临着新的挑战。
从而使得传承主体在开始突破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窠臼中走出来，逐渐重视对龙舟运动规律、特点、技战术的重视和研究，在划桨技术上也开始借鉴赛艇划艇运动的划桨技术，并按照现代训练方法对划手的起航、途中、冲刺技术和舵手技术及锣鼓手的指挥技术都开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3.5.3 传承心理由全身心参与转为娱乐参与和消费相结合
必须承认，如今人们与信仰“万物有灵”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就民俗本身而言，民俗的自然萌生阶段在本质上是民众的内心渴望。那种不自觉地从生活中引发出来的娱神娱人的需求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的乐趣，形成民俗，具有一定普遍模式的文化生活后就此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折射出的群众心态是：以全身心的虔诚和热情来参与。
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向现代日常生活世界转型之后，民俗也经历了从自然萌生到制作乃至消费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小农经济解体，由小农经济派生的民风民俗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革中遭遇了深刻的变化。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龙舟竞渡已成为文化多面体，由单纯的竞渡活动发展成如今的龙舟节。龙舟节的出现，至少表明了一个前提，就是民俗和体育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进入市场。节日期间是以龙舟比赛为主线，加上开幕式，祭祀活动，经贸活动，文化交流，民俗欣赏和文艺演出等活动。龙舟节的开幕式已经决然不同于传统龙舟所延续的竞渡仪式，尽管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内容上都等同于文娱表演,但开幕式的节目内容中还是以弘扬当地民俗传统文化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过去历史记忆的保留。对过去文化事项的借用，还由于“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6]竞渡组委会精心筹划赛事的广告招商，将龙舟赛的独家冠名权，参赛龙舟队的冠名权，文娱晚会冠名，赛场广告位以及指定用品等进行招商招租，征集协办单位等。市场经济在像龙舟节这样以民俗文化特色为卖点的体育比赛中，不但不会被削弱，反而显示出强化的特征。同时本不具备功利性的自发民间活动遭遇到强烈市场经济的驱使，变成了功利性的商业活动。
此外，大众文化对于以血缘地缘等天然情感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大量的信息、流行的样式、模式化的制作流程和娱乐的性质，满足大众的消费需要。古老的陌生经过传媒的发掘和编排，再经过市场的包装和运作，就可以迅速汇入追求刺激的大众文化之潮流。由此可见，当民俗进入消费阶段，改变的不仅仅是活动本身，更深层次的改变是从参与到消费的民众心态。被消解了神圣性的仪式，如今在大多数人们眼里只是一种游戏。在新的生活场景里，旧民俗只能以点缀的角色出现，只是被观赏，而不是被体验，在丢掉了神性和心灵的信仰之后，获得的是娱乐和感官的刺激，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再也不能成为民俗仪式真正的参与者。
4 启示
（1）传承主体的变更和传承方式的革新，均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传承心理的转移对龙舟竞渡的未来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爱家爱族是龙舟竞渡流传千年的精神文化传统，如果支撑龙舟竞渡传承的精神文化传统发生流散，再谈传承发展将成一纸空文。
（2）民俗传统文化需要特定的文化生存空间。维护民俗传统文化资源的困难，不在于民俗体育活动本身，而在于民俗传统文化资源的所有者；不在于个别人的行为，而在于社会的认同；也就是说，民俗文化的所有者的价值观的教育，是保护民俗文化传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