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一
在确定了广播电视学术论文题目之后，我们紧跟着应做什么又怎么做呢
“这很简单，确定了题目之后不就是提起笔开始写了么”也许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简单的常识问题还值得拿出来讨论么其实，这个本来重大、严肃而又往往被小看了的问题，恰好是造成某些广播电视学术论文缺点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不要把学术论文写成普通的议论文了。写普通议论文，只要题目确定了就可以动笔写，而且，可一气呵成。而写学术论文就不能题目一定，便提起笔来信手写个简单提纲甚至连提纲也不写就一气呵成。因为，那样做就违背了学术论文的性质所规定的逻辑了。学术论文本质上是科学研究的结论表述，而结论只能产生在科学研究过程之后，不可能产生在研究之前。如果刚确定了题目就一挥而就，那就意味着刚刚确定研究什么，还未进行研究，结论就出来了，正象一个农夫刚刚决定在土地上种什么，还没有松土，下种，施肥，除草就大谈他收获了什么一样，那才是真正违反常识了。当然，也有一挥而就的情况。如有的人特别是专业研究人员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围绕这一方向数年，数十年如一日地收集、整理、分析资料，有了新发现、新观点、新结论，平时又对如何准确表述这些新发现、新观点、新结论反复思考，成竹在胸，一旦提起笔来，便一气呵成。这种一气呵成的过程所包含的科研逻辑环是完整的，即：科研逻辑环、确定选题、课题设计、实施、结论表述。由此可见，刚刚确定了选题是不能跳过研究环节提笔写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结论的表述，因而，学术论文应当有一个科学结论「或新发现，新观点」为前提。至于这个科学结论与确定论文题目的时间间隔，可能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前，早已对这一课题潜心研究，已有了新发现、新观点，现在以这个论文题目为名来表述这些新发现、新观点；第二种情况是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前没有研究，而是以这一论文题目为课题进行研究。这第二种情况有可能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不忙撰写，专门以论文题目为课题展开研究，待得出研究结论后再撰写学术论文予以表达；二是边研究边撰写，即把研究过程与论文创作过程合二为一。对于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的撰写，即把研究过程与论文创作过程合二为一。对于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的撰写，这第二种方式是难于做到的。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往往要进行实验；对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学术论文「如商榷性，论战性，辩驳性的学术论文」是可以将研究过程与论文创作过程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大多数非专业研究人员和部分专业研究人员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大都是将两个过程同时进行的。但是，将两个过程同时进行会产生一些弊病。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是从许多具体事件和现象中概括出共性，抽象出本质，揭示出规律，总结出原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而学术论文的撰写过程「也就是科学结论的表述过程」则相反，往往先说明结论，然后举出典型实例予以证明，即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这两个过程在思维走向，思维方式上很不相同甚至相反。如果同时进行或者合二为一，就可能发生将后一过程的思维走向削弱甚至取代前一过程的思维走向的情况，就可能使学术论文所表述的结论「观点，发现」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坚实的客观性，科学性。科学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是老老实实的事业因而也是很费力的笨事业，而凭耳闻目睹的直观判断是很轻巧的事。所以，当把科研过程与论文撰写过程同时进行或合二为一时，就容易用“轻巧”取代“笨实”，也就是不自觉地把“主观”取代了“客观”，从而也削弱了论文论点的科学性。所以，我是不大赞同把科研过程与学术论文撰写过程同时进行的。但是，考虑到本文的读者，确切些说本文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非专业研究人员，都是为制播节目终日奔忙、辛劳的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不可能挤出很多时间进行专门的研究，因而，是可以把研究过程和学术论文的创作过程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的。鉴于广播电视工作者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我在这里，就确定了选题后如何把研究过程与学术论文创作过程有机结合起来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在选题确定后要界定选题的研究和论述对象。确定了选题就是确定了
研究对象和创作要论述的对象。但确定了对象并不等于明确了对象。确定了对象就是确定了研究什么，论述什么，而明确对象就是搞清楚这个“什么”的内涵和处延，就是弄明白这个“什么”与它相邻、相似事物及其概念的界限，就是弄清它的范围。总之，要对这个“什么”进行界定。能不能省掉这个工序呢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这个工序省不得。因为，对象就是研究之矢、论述之矢的“箭靶”，如果“箭靶”模糊不清或晃动不定，就会在考察、分析、论述对象时思路紊乱。某些广播电视学术论文出现跑题，偏题，思路不清，逻辑混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确定了选题后没有对研究、论述对象进行界定，没有揭示它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把它与相邻、相似的事物及其概念区别开来。而界定对象的科学方法就是按形式逻辑学所提供的科学定义方法给对象下定义并对其外延进行科学的划分，最好把对象与它相邻、相似的事物作一简单的比较，揭示出它们的异同。界定了对象，不仅使我们的研究活动和论述活动运转起来就有了一个稳定的“轴心”，而且，可避免在科学考察、分析和论述时与对象相邻、相似的事物混淆起来。
第二，按界定的研究对象收集资料。
我们之所以在“收集资料”前冠以“按界定的研究对象”这一定语，是因为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常走弯路：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资料大都用不上，适于研究的资料太少，远不够用，又要重新收集资料。厦门大学副校长史学家郑学檬教授的博士生，为研究中国传播史花了很多时间收集的史料，送郑教授审阅，都要不得。究其原因就是事先没有对“传播”进行科学界定，没有把“传播”与“新闻”、“宣传”、“教育”、“传递”、“交往”、“交流”等与“传播”相近的概念区别开来，所收集的资料大都是非“传播”方面的，只有重来。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在选题确定后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在收集资料时要按界定的对象收集。
二
说到收集资料，照常规要谈谈资料对于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的重要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些道理，广播电视工作者都知道，用不着再费笔墨来赘述。这里只分析下面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广播电视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都是在接到开会通知后才临时想个题目，匆匆写成交差的，缺乏扎扎实实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过程，因而学术论文不易显出是“研究结论的表述”，而是一种观感。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
第一，工作忙，时间紧。工作在广播电视工作第一线的确是非常忙碌的，根本抽不出大量时间，像科研人员一样从容不迫地收集、整理、分析资料。
第二，还没有养成严谨的治学的习惯。撰写学术论文是一种治学过程。治学就要有科学精神，就要遵循我们前面说的学术规范，就要抵制浮皮潦草，东拼西凑的浮躁，就要鄙簿只追求入选、发表不讲质量的虚荣心；就要有厌恶抄袭剽窃的道德感；就要养成不按学术规范创作就不舒服的习惯。
如何解决既没有足够时间收集、整理、分析资料，又要严谨治学这一广播电视工作者撰写学术论文时遇到的独特矛盾呢
这里我向广播电视工作者介绍一种解决这一矛盾的做法，不妨一试。
这一做法就是：早定题。定题后，平时多留意，只要见到有关这一题目的资料就收集起来存放在一起，日积月累，有关这个题目的资料就比较丰富了。有空就整理、分析，就会有见解、想法，自己的观点便日渐成竹在胸，需要交论文时就不会“打急抓”了。早定题，不是随便想一想就是，也要象前面说的在充分了解广播电视研究动态之后，根据选题原则，主客观的需要和条件选题。早定的题最好是自己在学术上的定位，也就是这一辈子的研究方向。人生一世要想对广播电视理论有突出贡献，就要有郑板桥崇尚的岩竹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您要研究记录片「以定位于研究记录片为例」就咬定记录片不放。您只要定了位，成了一个有心人，平时就会留意记录片及评论记录片的资料并及时把它们收存起来。一天一点，点点滴滴，日积月累，一年两年，持之以恒，您收集的国内外有关记录片的资料就比别人丰富，您对记录片的了解就比别人全面，你对记录片的研究动态就比别人更熟悉：谁发表过什么意见，谁的观点中肯，谁的主张偏颇，谁的见解独到——这样，您拿出的论文不仅不会与别人的论文内容重复，而且您就会比别人发现更多的需要改进的问题，您的胸中就会涌现出一系列关于记录片的题目及其腹稿，或抽取其中较成熟的一篇进行加工修改投给学术期刊，或在收到开会通知时就选取适合研讨会要求的一篇加工寄去，而且这样拿出的论文就不会泛泛而论，就会有新意，有深度，有价值。论文集多了，观点多了，您对记录片的长期的系统研究就会形成一个关于记录片的新的知识系统——出一本论述记录片的有创见、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就比较容易了。
实行早定题，最好是早定位的做法，广播电视工作者在撰写学术论文过程中遇到的工作忙碌与严谨治学的矛盾就好解决了。
以上针对广播电视工作者特点的建议，是把专业研究人员集中收集资料的时间分散到广播电视工作者每日每时的日常生活中去。将集中改为分散，但不能没有。收集、整理、分析资料这一严谨治学的重要环节不能少，更不能缺。将集中改为分散，不是将收集、整理、分析资料的时间减少，还有可能分散的时间总量比集中的时间更长。
解决了时间分配问题，我们再来探讨收集资料的空间问题。
“早定题，平时多留意。”留意什么也就是从何处去发现、收集有用资料呢
鉴于每个广播电视工作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有关广播电视的书报刊的单位拥有和个人拥有情况不一样：有的齐全，有的短缺而且短缺的程度也不一样；在个人掌握电脑的情况方面就更不一样。因此不能只就某一境况来谈如何发现、收集资料，只能谈普遍规则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作选择。
收集资料有订做和自己做两种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中心”都承接专题服务。交了费，它就按您的选题或定位的研究方向收集资料邮寄给您。订做的优点是省时、省力，缺点是收集资料的工作人员不是干您这行的，对资料是否适用，是否有价值的鉴别力当然就比您这位内行差，这就难免会发生漏掉有用资料甚至漏掉宝贵资料的情况。所以专业性很强的选题资料由自己来收集最放心。
自己收集资料又分传统的手工方式和现代的电脑方式两种。传统的手工方式一般是到图书馆：要找书就查《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或书目分类卡，查到要找的书就去借；要找文献就查《全国报刊目录索引》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新闻与传播》、《电影、电视艺术研究》专辑，按查到的文章题目及出处找出原文；如果已做了查书目、索引、专辑的工作并已收集到了近几年或近十年、二十年的资料就用不着每次重复这一查找工作，只关注新到的有关书报刊，不断补充新资料就行了。这一工作贵在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无论研究什么，“如果继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传统的手工方式常以作读书笔记的方法筛选、储存资料。这种方法不便于把筛选的资料分类，所以一般采用卡片摘抄法。每抄一条资料您就按其内容把卡片归入某一类中。例如摘抄了一条谈“记录片的内涵外延”的资料就把它归入“记录片的定义”类。摘抄一条谈“记录片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挖掘文化内含”的资料就把它归入“记录片的手法”或“记录片的风格”类。每条资料都要注明其来源和时间「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或作者，文章名，刊名及哪年第几期或作者，文章名，报纸名，版次，日期」，以便引用时好注释。卡片摘抄多了，分类细了，每类的内容丰富了，您就可按其中的任何一类写一篇或几篇文章，而且写起来得心应手。正如史学家吴晗说的：“只要抄上一万张卡片，就不愁没有文章写了。”正是在我国一批前辈学者的指引和激励下，二十年前笔者也制备了一个有50抽屉的卡片柜，抄了几千张卡片，，也应验了吴晗先生所说的好处。但自从我掌握了电脑和扫描仪后便毅然淘汰了它。因为，我利用电脑在互联网上查资料，利用扫描仪摘录资料，一天收集的资料用传统的手工方式一个月甚至三个月也完不成。因此我建议，最好采用电脑、扫描仪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收集资料，效率特别高。
用电脑、扫描仪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查资料，最好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去查。为什么
第一，用电脑通过互联网到图书馆查资料的前提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资料的数字化程度很高。要使资料数字化需要一大笔资金，全国很多图书馆资料的数字化因缺乏资金而进展缓慢，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受国家特殊保护，因而它的绝大多数资料「特别是报刊、摄影和电子出版资料」都已数字化，可供读者用电脑通过互联网去查找。
第二，它馆藏宏富，种类齐全，名列世界图书馆的第五位。要查书，它是国家图书总书库，有2000万册，而且建有“全国图书信息网络中心”，应有尽有；要查文献，有2160万件，而且建有“全国文献资料共享协作网”「与全国124家科研院和大学的图书馆联网协作」。也就是说，全国124个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图书馆中数字化了的资料都有可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查到。
第三，以前要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非到北京去不可，所以，人们要查资料只好就近到本省、本市甚至到本单位的图书馆。现在有了互联网就排除了空间距离的障碍。要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就方便了，这种方法甚至比到本省、本市、本单位图书馆还方便。既然这么方便，不妨每天或每周或每月挤点时间在电脑上通过互联网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与您的定位或选题有关的新书、新文献、新的调查统计数据、新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摄制、编辑、导播经验和评论方面的材料，如有就及时下载收存。
第四，由于国家的特殊资助，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条件开设了不少公益性的服务项目，如：在“数据库检索”中免费检索、咨询的就有10个项目。
尽管使用电脑在互联网上查资料很方便，但某些资料查起来就不如身边有本工具书方便。例如：要了解“2001年我国有多少电视台，减少或增加多少电视台”的数据，用电脑通过互联网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去查找，就不如从自己书架上取下一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查阅方便。所以应自备一些必要的工具书和重要的参考书，如《新闻学大辞典》、《传播学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学》、《世界广播电视史》、《传播学概论》等等都是撰写学术论文时需要常常翻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