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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是却没有发展，也就是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那里的经济增长是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因素的比较后认为，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绍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
二、 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和李伯重的批评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中，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状况的"内卷化"理论，用以说明中国社会何以没有自发发展起来。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就全年家庭劳动而言，尽管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就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来说却是减少了，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用"内卷化"或"过密化"来表示这种增长。
黄宗智认为，真正的"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出现了"内卷化"，成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那时家庭农场实际上对能够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有一种现实的抵制，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也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进行抵制，这就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经济增长。由于"内卷化增长"时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当然就不可能发展出近代、现代社会。
曾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黄的"内卷化 "理论评价较高。然而几年后，他经过研究和思考，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撰写了《" 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
黄宗智的理论提出后不久，中国学者李伯重先生就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内卷化"理论评价颇高。然而几年后，李伯重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李伯重认为，"内卷化"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而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至少有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两种形式。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其二，提出"内卷化"理论所依据的事实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李伯重原先曾经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在论证中就利用了李伯重的这些看法。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看法，但李伯重后来自己发现，"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所以黄宗智提出"内卷化"理论的事实依据并不可靠。
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人口压力增大。但是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证明，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6](P289-290)。如此看来，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但是，正当人们为解答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颇费周折之时，美国学者彭慕兰却在他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中提出，18世纪的中国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国，甚至比英国倒更有点发展优势。让我们来看看彭慕兰的观点。
三、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关于中西比较的观点
在《大分流》一书及其后发表的文章中，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
1、彭慕兰认为，"内卷化"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现象，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于英国。彭慕兰提出，人口压力导致工资下降的情况是普遍的。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18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中国农村居民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也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如果说中国江南出现了一种内卷行为，那么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所以用"内卷化理论"来没有说服力。
2、彭慕兰认为，"内卷化"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彭慕兰以黄宗智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为例予以说明。黄宗智认为，在向现代经济的变革中，只有在通过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所以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英国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不具备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彭慕兰指出，黄宗智一方面把中国江南的人口过剩作为"经济内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运动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国向现代经济变革的动力。事实上，18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由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了当地的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内卷化"理论，这应当是造成英格兰"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对人口过剩这一现象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释，暴露了内卷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彭慕兰谈到，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国的圈地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在批评了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之后，《大分流》一书对近代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归纳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而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样，按照他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只是一两个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