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总量虽然可能有所增长，但人均日产量却是降低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应当承认，黄先生对江南情况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从经济学原理说，这一现象正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同时，又有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予以抵消，那么就不会出现收益递减甚或出现收益提高。由于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无法抵消由劳动力增加引起的报酬递减，于是就出现"内卷化"现象。很明显，"内卷化"不是明清江南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是经济停滞的表现或是结果。
李伯重对黄宗智的批评，尤其是他对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的区分，暴露出他对经济运行的原理的模糊认识。斯密型成长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库兹涅茨型成长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李伯重认为，这两种经济成长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说，在历史上，不少地区产生过劳动分工，但却没有产生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但从西欧经济兴起的过程看，如前所述，只有在分工（协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刺激人们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出现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此后技术突破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历史事实是，只有在斯密型成长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后的技术引进当然例外）。至于为什么有的地区出现了劳动分工却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例如古代雅典），从经济人行为原理分析，则只能是由于那里市场盈利的潜力已经耗尽，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刺激已经不大，结果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再去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的研究……从经济学原理看，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并不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必然的联系"。黄宗智认为从劳动生产率看明清江南经济没有增长，而李伯重却认为存在斯密型成长，我们不对这一争论作出评判。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明清江南真像李伯重认为的那样已经出现斯密型成长，但却没能演化出技术进步，那也只是因为市场发展状况的限制，使得从事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而预期收益渺茫。因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总会有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并取得成果的。
过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技术创新看作是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所以经济理论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引起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并阐明，技术创新是"内生"于西欧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的，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而在西欧经济技术兴起并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以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技术接受地）来说，技术当然就不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但是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外生技术在当地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当地的市场状况。西欧的纺织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建立了许多纺织工厂，但是"洋布"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的手工纺织挤垮，直到1980年代以"的确良"为标志的新型化纤产品普及后，机器纺织才完全取代农村的手工纺线织布。
也对江南经济没有增长的论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并且确实出现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他批评黄宗智说，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其（可能存在的斯密型）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愚以为，李伯重和黄宗智关于明清江南经济有没有增长的争论，并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江南地域达几十万平方公里，明清时期的时间跨度有四五百年。由于缺乏这几百年中的完整资料，所以我们只能用局部的甚至个别的材料来得出结论。而用局部或个别材料得出一般性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更何况，在如此广阔地域和如此长时期的跨度内，情况必然是千差万别，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都可以在其中找出个别"依据"。不要说李伯重与黄宗智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同，就是李先生自己，前后的认识也有重大差别。李伯重原先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这一判断的合理推论就应当是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的"内卷化"，所以完全符合黄宗智的理论。但他后来却认为江南出现了"斯密型增长"，"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于是对黄宗智提出了批评。由于这里的"实质性的进步"没有经过严格定义，所以我们不好判断它是否符合实际。在我们看来，李先生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看法，正好说明明清江南的经济史材料既不能证明一个确定的结论，也不能用于推翻与其相反的观点。因为，复杂事物能够为任何相互冲突的见解提供个别事实依据。
李伯重引用人口学的研究结论，对黄宗智关于江南人口压力的论断提出批评，也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当然，由于缺乏可靠资料，黄宗智不可能对明清江南的人口压力给予精确计算（更何况人口压力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量），而只能得出关于人口一般趋势的结论。如果李伯重不同意黄宗智对"人口压力"的判断，能用具体材料直接予以批评或反驳当然最好，阐明自己不同意这一结论的间接理由也未尝不可。可是，李伯重却举出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结论说，"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又举出何炳棣的研究结论说，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而同一时期，浙江人口却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李伯重试图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明清江南所谓的人口压力是不是真正存在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些材料不但不能反驳黄宗智的看法，相反，却正好证实了黄宗智关于人口压力增大的论断。因为，即使"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确实与同时期的英国相差不大，也并不能否定"江南"人口饱和的状况。判定某一地区人口压力是否"增大"，应当将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进行比较，而不是用不同地区（在同意时期）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比较。而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间，江南各省人口没有增长甚或下降，虽然不能说明人口压力"增大"，但却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江南已经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因为正是饱和人口的制约导致马尔萨斯抑制的出现才使人口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如果在1850-1959 年江南人口又有大幅度增长，那才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尚不存在什么人口压力。
利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分析李伯重的论证，可以看到它的缺陷在于未能够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从"微观"角度看，彭慕兰对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批评，倒有不少正确之处。
首先，彭慕兰看到，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所以黄宗智用"内卷化"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确实没有说服力。
其次，彭慕兰批评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也是正确的。黄宗智似乎是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暴力掠夺实现；另一个是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的。黄宗智认为，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没有形成"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不知道黄宗智的这一说法是否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论断。不过经济史研究不能以经典理论家的"说法"为依据，而应以基本经济学原理去分析具体事实。当然，就圈地运动的作用来说，彭慕兰也是借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来批评黄宗智的，所以也不能认为具有逻辑论证的力量。但是，他的见解无疑比黄宗智要高明，因为他认识到，不是圈地运动造成的"自由劳动力"，而是市场的刺激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按照他的说法，"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而根据我们前面对诺思原理的介绍，也确实是市场盈利刺激了经济效率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