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不过，虽然彭慕兰认识到市场在西欧经济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却不会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深入探讨，他了解或者借用的这一正确思想并没有对他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相反，他却对经济史资料采取了几乎是随意取舍的态度，完全无视18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欧在经济运行方面已经出现的巨大反差，硬说直到1800年，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只是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和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
就彭慕兰关于1800年中国与西欧差别不大的论断，黄宗智的反驳是颇具说服力的。黄先生看到，早在1800年之前，英国就出现了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他认为，这些革命性变化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促使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与此相比，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实际上1800年时，原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已经独立24年。美国何以要独立？是因为与英国的经济利益产生分裂。为什么经济利益会出现分裂？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所以在1800年时，不但英国，而且它的衍生子国美国也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又经过200年，美国人彭慕兰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的著作，却作出了1800年的英国与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程度大致相同的结论，真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人相信这一论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彭慕兰（因他那不着边际论断）在中国却找到了不少"知音"甚或崇拜者，《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还不惜宝贵的版面登载介绍或评论文章，暴露了中国社会科学还远没有跟上世界社会科学的步伐……
大量间接材料也许更能使人相信1800年的英国已经与中国存在巨大反差。
就在美国独立的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出版了他那名著《国富论》，其中谈到他所参观的扣针厂劳动分工的情况：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地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做圆头要求有三道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涂白是另一项；甚至将扣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门职业。由于这种专业化，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工人选择分开工作，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从斯密提供的例证可以想见，那时英国工厂中的分工和专业化已经达到何种程度。1776年是大清乾隆41年，中国还完全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而1800年，正好是英国的欧文以股东兼经理身份开始领导他的大棉纺厂的一年，该棉纺厂原有500多人，后来发展到2500人。按照欧文的说法，"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没有这些用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1970年12月第1版，P260）。既然1800年左右英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我们对彭慕兰的论断又能说点什么呢？用王家范的话说，就是新的"天方夜谭"。
我们还可以举出诺思对西欧经济兴起过程的论证来反驳彭慕兰。诺思指出，近代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是在人口增长这一外生变量的作用下社会内部因素长期演变的结果，首先是适合于大市场发展的低地国家尼德兰（荷兰），逐渐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英国比荷兰的规模大，在与荷兰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一套包含在习惯法中的有效的所有权。除排除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的障碍外，英国已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170）
在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中，英国再没有出现过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过光荣革命，它的政治制度已经进一步演进和完善，就适合于经济发展来说，那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所不可企及的。彭慕兰完全无视这些事实，硬说1800年的英国并不比中国先进，这一耸人听闻的结论只能使严肃的学者感到吃惊。由于《大分流》的这一结论，笔者甚至对彭慕兰的动机产生怀疑：他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还是在无原则地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呢？
六、结论
笔者以为，1800年之后的中国江南和英国的英格兰地区，并不具有比较价值。要说中国和西欧发展进程的分道扬镳，根本不是在1800年，甚至也不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1500年前后，而是在公元9世纪封建社会确立之时。当然，更深刻的研究认为，西欧和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显著不同。自从人们生存在这两个自然条件显著不同的地域时起，就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实际上中国在秦汉以后并未前进，社会并不总是前进的，所以更确切些说应当是"运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活动的主观动机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不是因为其居民整体智力的不同，也不是因为某一地区偶然出现了伟大人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其它地区出现了反动人物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而是因为人们在不同地区遇到了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宏观上看，黄宗智对明清江南和同时期英国状况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他正确地认识到，远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已经形成和出现了"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趋势"，并有"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认为它们都是发生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18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所以中国不可能快速发展起来。因此，作为历史学家，黄宗智无疑是优秀的。
但作为历史理论家，黄宗智也许连二流也算不上。他的内卷化"理论，作为探讨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分析工具，并没有多大作用。好在黄先生自知"内卷化"并不能作为"关于发展/非发展的一般性’理论’"（黄宗智：《续论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对彭慕兰的反驳的回答》)。而作为对江南经济史的一种"看法"，"内卷化"这一概念对我们认识明清江南的具体情况，应当说还是有帮助的。
